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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拟加大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打击力度
作者:佚名 | 来源:法制日报 | 更新时间:2014-7-18 15:13:19 【字体: 字体颜色

  针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国家税务总局近日拟定了《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公开征求意见。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有关负责人就规程出台的背景、意义,以及相关内容受访。


  利用税制差异避税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和商业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企业利用税法漏洞进行避税筹划和实施避税行为的情形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复杂,安排越来越精巧。专门针对某一种避税类型而采取的具体反避税措施,难以应对避税手段和形式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迫切需要充实和强化一般反避税规则。


  特别是跨国企业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尤其是低税国(地区)的税收制度,在居民国和所得来源国均将应纳税额降至最低,从而大幅减少其全球总体税负,导致“双重不征税”的客观结果,造成对各国税基的侵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此,各国纷纷引入或升级一般反避税规则,加大对各类避税行为的打击力度。


  而我国2008年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为我国税务机关启动一般反避税措施应对避税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也是税务总局拟定《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的背景。


  反避税从所得税入手


  “就一般反避税规则的适用范围、特征等,此次拟定的规程都给予了明确。”该负责人解读说,由于本规程在实体内容上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起草,其调整仅限于企业所得税。其次,明确一般反避税措施针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将其与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相区别。再次,规程确定了两种例外情形,将与跨境交易或支付无关的居民企业之间的安排和涉嫌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以及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排除在外。


  规程第四条还明确了避税安排的主要特征,即避税安排的两个构成要件。即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其次安排的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件的安排,才会成为一般反避税规则调整对象。


  该负责人说,本条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主要目的”进一步细分为唯一目的和主要目的。“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是指安排只具有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不具有商业目的。“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是指安排虽具有商业目的,但相比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而言是次要的。在安排具有商业目的的情况下,要判定获取税收利益是否为主要目的,需要将安排带来的税收利益和商业利益进行比较,税收利益更大的判定为避税安排,商业利益更大的不判定为避税安排。


  “在税收征管实践中,有些安排难以判定为‘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但其所带来的税收利益是巨大的。”该负责人说,比较典型的就是间接股权转让,这类安排一方面存在充分合理的商业目的,即股权转让。但另一方面,通过在避税地增设中间层,将直接转让变成间接转让,逃避了在我国的非居民纳税义务,侵蚀了我国税基,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税收利益。这类安排在实践中非常普遍,是一般反避税管理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其所带来的商业利益通常也很大,往往难以断定税收利益大于商业利益,从而难以判定其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主要目的”的表述不利于将这类避税安排纳入一般反避税管理的范畴,因此在本条中,将“主要目的”从宽解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


  主要针对跨国公司


  国税总局国际税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反避税管理是实施跨境税源管理、确保跨境税源合理分配、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和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其目的不仅包括打击避税及利润跨境转移,也包括防止和消除国际双重征税。


  近年来,跨国公司出于追求税负最小化的需要,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尤其是低税地税制,把高税率地区的利润做低,费用摊销做高,在来源国和居民国两个层面均将应纳税额降至最低,从而大幅减少其总体税负,造成“双重不征税”的结果,侵蚀各国税基。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有外资企业40多万家,世界500强公司中约490家在我国投资,跨国公司设立的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达到1600余家。近年来,跨国公司交易内部化趋势明显,避税手段越来越复杂隐蔽,呈现出企业税收贡献与资源占用不匹配、职能定位与利润收益不匹配、中国企业贡献与获得回报不匹配等现象。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加大了针对跨境税源的税收管理力度,国家之间的税源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和避税安排更加复杂和隐蔽,对各国税务机关的国际税收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为此,国家税务总局适时提出着力打造国际税收升级版,围绕“防查并举,建立管理、服务、调查三位一体、统一规范的反避税防控体系”的目标,一方面打击避税行为,保护国家税收权益,另一方面积极服务于纳税人,通过双边磋商为纳税人消除重复征税。2013年我国与美国、德国等9个国家就40个案件进行了12次双边磋商,达成或签署双边预约定价安排10例,转让定价相应调整协议8例,通过双边磋商为纳税人消除国际双重征税负担15.39亿元。记者蔡岩红


  税收贡献每年增加过百亿中国反避税调查力度逐年加大


  2013年,我国反避税调查立案159件。当年对税收增收的贡献为468.6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22.6亿元。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全面的反避税法规体系,在国际税收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当前,跨国企业集团避税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通过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受控外国公司避税以外,还采用一般避税方法,如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及通过企业变更而多次享受减免税优惠等税收安排来避税。如,重庆市国税局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安排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


  从表面上看,该项股权转让交易的目标公司C公司为新加坡企业,股权转让收益并非来源于中国境内,我国没有征税权。但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调查人员发现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由此税务机关断定,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新加坡B公司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实质上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国和新加坡签订的税收协定,我国对该转让所得有征税权,于是要求境外实际控制人补税。


  在此案例中,对新加坡B公司设立C公司的安排,就是滥用公司组织形式,以规避中国税收管辖权。此类税收安排也正是税务机关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调整的重点。


  此外,还有一些跨国公司滥用税收协定,在协定税率较低的国家设立“导管公司”,然后利用现行中国税法的规定,通过“导管公司”申请税收协定优惠,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天津市塘沽区国税局在对天津某中外合资公司境外股权转让交易的审查中发现,该天津公司的两个外国股东签署了一份《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这两个外国股东的注册地分别为百慕大群岛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在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由注册在百慕大群岛的股东购买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股东持有的天津公司的股权。根据中国与毛里求斯共和国的税收协定,此项财产转让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毛里求斯共和国征税。


  然而,税务机关通过调查发现,虽然该天津公司的原股东是注册在百慕大群岛的控股公司和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控股公司,但是这两个控股公司的美国母公司,才是其实际管理机构和利益中心,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控股公司就是所谓的“导管公司”,它的设立只不过是为了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的利益,而此项股权转让交易的实质是两家美国母公司之间的交易,因而不能享受中毛税收协定待遇。按照交易的实质应适用中国和美国的税收协定,由中国征税。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就拟定的《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征求意见,显示出税务机关对于一般反避税管理的高度重视,也预示着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加大一般反避税调查和调整的力度。记者蔡岩红


  税收贡献每年增加过百亿中国反避税调查力度逐年加大


  2013年,我国反避税调查立案159件。当年对税收增收的贡献为468.6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22.6亿元。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全面的反避税法规体系,在国际税收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当前,跨国企业集团避税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通过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受控外国公司避税以外,还采用一般避税方法,如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及通过企业变更而多次享受减免税优惠等税收安排来避税。如,重庆市国税局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安排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


  从表面上看,该项股权转让交易的目标公司C公司为新加坡企业,股权转让收益并非来源于中国境内,我国没有征税权。但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调查人员发现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由此税务机关断定,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新加坡B公司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实质上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国和新加坡签订的税收协定,我国对该转让所得有征税权,于是要求境外实际控制人补税。


  在此案例中,对新加坡B公司设立C公司的安排,就是滥用公司组织形式,以规避中国税收管辖权。此类税收安排也正是税务机关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调整的重点。


  此外,还有一些跨国公司滥用税收协定,在协定税率较低的国家设立“导管公司”,然后利用现行中国税法的规定,通过“导管公司”申请税收协定优惠,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天津市塘沽区国税局在对天津某中外合资公司境外股权转让交易的审查中发现,该天津公司的两个外国股东签署了一份《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这两个外国股东的注册地分别为百慕大群岛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在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由注册在百慕大群岛的股东购买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股东持有的天津公司的股权。根据中国与毛里求斯共和国的税收协定,此项财产转让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毛里求斯共和国征税。


  然而,税务机关通过调查发现,虽然该天津公司的原股东是注册在百慕大群岛的控股公司和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控股公司,但是这两个控股公司的美国母公司,才是其实际管理机构和利益中心,注册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控股公司就是所谓的“导管公司”,它的设立只不过是为了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的利益,而此项股权转让交易的实质是两家美国母公司之间的交易,因而不能享受中毛税收协定待遇。按照交易的实质应适用中国和美国的税收协定,由中国征税。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就拟定的《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征求意见,显示出税务机关对于一般反避税管理的高度重视,也预示着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加大一般反避税调查和调整的力度。记者蔡岩红


  我国从事反避税人才严重匮乏专门负责反避税磋商的只有6人。我国反避税工作发展迅速,但从事反避税工作的人员严重缺乏。


  据国家税务总局透露,就各国税务局总部看,目前专门负责反避税磋商的,美国有120人、日本有41人、韩国有25人,而我国税务总局只有6人。而且,这6人不仅负责对外磋商,还要负责全国转让定价案件的管理、法规的拟定等等。尽管总局可以借助地方力量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但考虑到该领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其核心力量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显然,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此外,技术能力有待提高。“我们过去大多面对购销、制造等方面的转让定价案件,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交易净利润法等传统方法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涉及交易股权、特许权使用费等无形资产定价的案子越来越多,几乎不可能找到高度匹配的可比物。”该负责人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税务管理与财务处理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更多需要经济和统计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皆有经济分析师团队来支撑。


  而在做可比性分析时,公开数据非常难以取得。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没有要求非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数据,而我国上市公司仅有2000多家,可以获得的数据非常有限。信息缺失造成可比信息的筛选只能更多地依靠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该类公司的生产经营条件、市场环境和制造成本等与我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所以需要调查人员做大量额外的定性分析和数据修正工作,这一方面大幅增加了反避税工作的技术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得被调查公司或外国税务部门对该类数据的可比性产生质疑,增加了我们的谈判难度。


  据悉,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经济分析评估团队,并加大培训力度。

 

 

 


                                            编辑:刘灵珍| 商业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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